一个世纪以来,北京大学是多少国人向往和追求的学府深造之地。不仅仅因为它在中国是与清华大学齐名的两大高等学府,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大学伴随着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先师名声享誉华夏大地,一百年以来,蔡先生的伟大光辉与日俱增,丝毫不减其锐。
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魅力不减,风神依旧;因为,自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
这是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的心声,其实更是这个社会对蔡先生,尤其是对它确立和倡导下的北大教育制度的怀念和向往。
现在的北京大学虽然不可能与当年蔡先生时同日而语,但其遗风韵味总还是有的。在有些精神的传承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学科的部分老师们还是有尽心竭力的去维护、继承和发扬的。
蔡先生致力于把北大建设成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和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
现在比较中国的大学,北京大学还算是相对有其独立风格,但也早没有了蔡先生当年的北大风范。可怜的是好多大学面目全非,已全然没有了学术研究之风尚,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难区别其是学校,还是机关,甚或企业。
当年蔡元培先生著名的就职演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在这样立校治学理念指导下,蔡元培先生就制度和机制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并在1912年,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次年,他又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制度是决定的因素,在一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框架原则下,蔡元培先生在体制管理和教学自助等方面做了大胆创新和探索,都对以后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我们现在时尚的提法就是创新,其实我们的某些方面缺的不是创新,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没有好的制度,所有的创新都有可能是浪费,以至于我们的效率低下,其关键也在这里。
大的环境如此,似乎我们的教育也不能独善其身,看上去这也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在我们的思想根基里,假如没有真正教育家的责任,不能从继承的角度去创新,总也逃脱不了随波逐流的形式。
对北京大学的制度继承和创新,我们去评说既不够格也不在行,只是借此感触先人前贤的智慧和胆量。好在北京大学还有此基韵,也更有大批学者的努力,如能在新的时代明析制度,理顺体制,继承发扬和创新,不单能较好传承老北大精神,更能影响和带动中国大学乃至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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