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新十年，和北大旧百年，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就像讨论北大精神是否出现断层一样难以定论。我们故意选择近些年在北大各个方面出现的人物，相对那些北大的“老先生”们，他们大部分都是中流砥柱的中青年，包括校友（所谓的成功人士，亦或所谓的另类人士）、教授、社团等，他们在工商、经济、文学、艺术、传媒、科学、体育等或强或弱的领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中，有影响国家政策的经济学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性格独特的院长、野外生活了三十年的教授，影响时代的剧作家，性格各异的诗人和歌手，身患重病的志愿者，人生改变的体育明星，甚至还有曾经被媒体和读者评头论足的所谓“失败者”，等等等等。
北大这十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房子造了好多”，有人这么说道，也有人看出，北大，这个以出“愤青”著称的学校，正在往越来越具建设性的道路走。北大出来的学生，几十年后看分晓，好大一部分人成了国家的中流砥柱，也有不成功的，因为“出自北大”的这个定语，这些人也会被迫地成名。很多人都觉得谈北大的精神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是社会赋予了这块校园太多的期盼，其实那些学生们，老师们，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情，那是一种真正务实的态度。
不管怎么说，赞也好，骂也好，绝大多数北大人都无法否认自己内心深处，对未名湖畔那段求学经历的眷恋。
林毅夫我还会回到北大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林毅夫的传奇故事被很多人传播：29年前，台湾陆军上尉的他孤身一人游过台湾海峡，来到北京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此后他放弃了国外工作机会，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同时在北大任教。
1994年，林毅夫离开了国务院，和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等6人，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者也都成为了北大经济学研究的旗帜人物。十几年来，这个中心不仅成为北大和非北大学生趋之若鹜的研究中心，也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研究机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林毅夫说希望自己“就像军人最高的理想是希望马革裹尸牺牲在战场上一样，希望累死在自己的书桌上。”在北大，他一学期开了三门大课，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投入在教学中。
现在，他的另一个人生阶段将要到来。在把春季选课上完之后，他将作为世界银行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出任副行长，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大政策上的帮助。对于他一手创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认为没有了他则会走得更好，“我们中心，实际上是中心的教授们领导的中心，不是我个人的，我们共事的基础决定了中心的发展，那么只要这个制度存在，我相信我们中心的传统，我们中心未来的发展，应该就有基本的保证。”他在接受中央台访谈时说，同时，他也许诺，四年任期满后，他应该还会回到北大。
钱理群北大的原创力在下降
北大中文系教授。
“独立自由批判创造”都是北大的精神传统，但这四种精神的光芒已渐渐淡去”。钱理群说。人们对于北大的种种失望，在钱理群看来，今天谈北大精神，是作为一个点，事实上讨论的是中国一流大学应具备的精神。
在谈到“独立”这个词时。钱理群常常提及的一个例子是，当年国民党教育部颁发一些法令干预西南联大的教育，教授评议会就号召教授给国民党教育部写联名信，拒绝他们行政霸权。钱理群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教育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丧失教育的独立性。
“自由”精神也是目前北大所缺失的。大学里应当是“思想无禁区，学术无禁区。”但作为历史学者，常常困扰他们的是很多档案都被封存，在丧失了知情权的前提下，有的教授就自动放弃了表达权。
鲁迅说过，当权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就这些，赞同解释宣传做戏。钱理群认为鲁迅的话深刻概括了知识分子的处境。“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府依旧可以这样要求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有权拒绝”。钱理群说。
北大原创力的下降，也是有目共睹的。钱理群对此的解释是教授们所做的是“传播大于原创”。钱理群表示，北大精神缺失一方面是由于体制所致，比如大学内的体制，评职称啊，设博士点啊，使得有些教授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承担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有缺失，也有坚守，希望也正在这里。
潘文石北大发挥了我的天性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也是一个自由的能让人发挥天性的地方，北大自由和民主的精神鼓励我在科学上进行独立的研究。马寅初校长为中国的人口问题连死都不怕，这才是北大的精神。”提到北大精神，潘文石如此评价道，当马寅初就人口问题发表意见时，潘文石还只是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
潘文石生在一个很自由很民主的家庭，爸爸妈妈从不干涉他的选择，而北大更是让他自由地发挥天性。
从1985年开始，潘文石带领他的研究生们在秦岭海拔1350－3000多米的山区开始进行大熊猫研究，他们的努力为大熊猫研究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则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熊猫爸爸”。他的野外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他在北大的办公室常年空着。据女儿潘岱回忆说，她的妈妈也是北大的教授，但一家四口难得一起吃饭。一次，潘文石问女儿姐妹俩：你们是想要我这样的爸爸，还是想要每天给你们打豆浆买油条做饭的爸爸？潘岱脱口而出：我想要能给我们做饭的爸爸。“爸爸很生气，几乎拍案而起。他说：‘我所给你们的是一个人的奋斗精神，那比豆浆、油条更重要。’”。后来，女儿慢慢理解了父亲自强不息的精神，她和很多北大的学子都陆续投入到大熊猫保护的工作中去。近些年来，北大的熊猫保护更广地发展到对其他物种的保护上，从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的学科带头人吕植再到一代代的年轻研究人，物种和生态保护的传统在这个北大的“野外系”星火交接下去。
朱苏力“兼容并包”不一定好
北大法学院院长。
从本科生到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进进出出北大三次，他研究生尚未读完就赴美留学，此后又回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直到2001年出任法学院院长。他常常用“见异思迁”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说自己其实从78年入学以来，就一直是“异端”，比如他上学期间就不爱听讲座和上图书馆，更喜欢与同学交流读书心得。
这么“异端”的院长，可能更为了解学生，他每次在法学院开学和毕业典礼上的致词都把学生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一直对年轻人的未来充满乐观的看法，认为北大的传统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出现断层。“北大的传统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北大历来强调允许年轻人去选择、去追求，我们对年轻人要有足够的理解和信任。”他也同时觉得，很多时候社会对北大的概括都是印象化的。
谈到他对北大精神的看法上，他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所谓北大的精神更是社会强加给北大的，而像蔡元培所说的“兼容并包”，他则“异端”地认为其实“兼容并包”也有不好的一面：“蔡元培当年就没有‘兼容并包’，他其实赶走了很多人，他讲的’兼容并包‘是把很多人赶走了以后才讲的’兼容并包’。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讲‘兼容并包’，自然科学上就不能这么说。
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要通过兼容并包的状态，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在科学上形成基本的判断，这样才能使整个学术前进，一昧追求‘兼容并包’那就成为作秀了。”
李彦宏北大情结影响至今
87级信息管理专业。
在百度里输入“李彦宏北大”，跳出了782000篇链接，有“李彦宏北大演讲”，“中国十大IT名校中，李彦宏为北大争了口气”等等各种报道，不过，“北大”、“百度”、“李彦宏”这三者的关系：并没有非常有序地排列出来。
然而谁都知道这三者的关系：北大毕业的李彦宏在留学归国后，创办了第一个中文搜索网站“百度”，这是世界上持有人数最多的网络搜索服务，并且第一次让谷歌没有在分到本土的最大块搜索引擎蛋糕。百度尽管还很年轻，但在那句动人的广告语“百度更懂中文”下，国人像呵护少年一样地呵护着这个“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的成长。
三者的关系还不只这些。1987年，“市状元”李彦宏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情报专业，这是被他后来称之为“很苦闷”的专业，不过留学期间，他将这一冷门专业融入到计算机专业中。留美8年后，李彦宏在北大附近的资源宾馆里租了两间房，与几个最初的伙伴开始了中文搜索引擎的创业。
在一次演讲中，李彦宏说：“从我办公室的窗口斜望去，我当年在北大读书时住的43号楼一览无余，每到晚上，43号楼的灯光总能勾起我对大学生活的无限回忆。”2002年初，百度公司搬到了更加宽敞的海泰大厦，“也在北大的附近，在楼上可以看到北大的全貌，包括三角地（北大校园内的信息集散地），来来往往的学生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百度再一次搬的新家联想大厦，同样可以看到北大。
百度公司里的职员都知道李彦宏对北大的感情。他常常亲自回母校进行校园招聘，他每回的北大演讲都招来满满的粉丝们，也有人说是北大的人气气息影响了百度的气质，因为“百度”这两个词和百度公司办公室都是以古诗词来命名的，甚至百度公司的纪念牌上，底下一行小字就写着“一个由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公司”。
陆步轩北大其实就是个普通的院校
89级中文系。
陆步轩这个名字我们还记得吗？几年前，“北大毕业生卖肉养家”的信息传遍了全国各大媒体，甚至在全国掀起了高校人才机制的大讨论，也把这个安安静静开着“眼镜肉店”的书生抛向了由媒体、读者、评论家、地方政府、商界、学校构成的舆论浪尖。当我们今天再次采访他时，他还是对媒体有很大的戒心，“我很普通。”他说。对于“北大”，这个在他身上压了几十年的千斤顶名词，他还是很小心。“我北京去过很多次了，但一次都没去过北大，各个压力太大了。”
“北大没那么神圣，其实就是个普通的院校，只不过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而已，说北大的精神我真说不上来。”他说。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陆步轩曾经说过，当他戒赌时，是北大的求学经历救了他，让他在无形中拥有了强大的精神理性。但是，今日的陆步轩却否认了这点。当他回忆起40年前上学时的经历时，他说虽然当时大家都被奉为“天之骄子”，但大部分的同学都和他差不多，“没现在学生那么潇洒，思想比较保守”，只不过“后来有人有些机遇，活得比较好，比较自在。”
2005年，陆步轩出了自传《屠夫看世界》，他在“求学生涯”一章里这么写道：“我是一个惧怕回忆和怀念的人，我知道有的时候会像海边无声无息的潮汐，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吞噬到黑暗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我要让你再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自己……浮生沉重，对于我们这些1989年离开北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李国庆最担心学校行政官僚作风
83级社会学系。
一张在三角地贴出来，“拨乱反正”的“大字报”是李国庆回想北大岁月中常常闪过的画面。1986年社会学系大三的他担任了北大学生会主席团副主任并兼任北大学生会常务代表大会会长。在他担任学生领导要职的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北大的事。一位北大历史系女生去校医院被误诊为胃病，后来在协和医院被确诊为甲级性肝坏死，十天后不幸去世了。这件事被传得沸沸扬扬。他去找了医疗鉴定委员会作出死亡鉴定报告，希望理性地澄清真相，报告既指出了校医的误诊需承担应有的责任，但也指出甲级性肝坏死的严重后果。当时校方领导设法想在鉴定报告贴出来之前先过目做到心里有数，但作为独立的学生自治组织，李国庆拒绝了校方的要求。多年后，北大校领导提起他，啧啧地说“李国庆真能闹，不过是，正统地闹。”
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是和食堂对着干。八十年代中期，北大有七八个食堂，一个食堂就有2000多名学生“抢饭吃”，反正“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同学们对伙食意见很大。李国庆想出一个办法，给同学们喜欢去的食堂饭票上加盖“奖”的字样，激励大家去好食堂，还在坏食堂门口大卖方便面三天，转移分流就餐的学生，坏食堂的厨师也被气坏了，就炖很多肉讨好学生。不管怎么样，这次公开的对抗改变了过去一些“店大欺客”的做派。李国庆说：“在北大，我渐渐知道，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谈到北大的缺点时，李国庆说，平等多了，但宽容少了。有一次由于学校的治安条件不好，保安没有保护好学生，学生被校外的人打了，很多学生去围攻校长的家，校长出来平和地听大家的解释。李国庆没参加。那时，他有时会在丁石孙校长骑车回家的时候拦住他反映问题。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很重要。
110岁的北大为何在今天依旧是一个闪亮的名字？教授的商业介入似乎太多了，学校行政的官僚作风是让李国庆担心的两个问题。
黄怒波请北大人先修心再治国
77级中文系。
黄怒波在斥资3000万元捐助北大新诗研究所之后，又在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捐资价值1亿元的大钟寺国际广场地产，设立“北京大学中坤教育基金”，用于资助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这是建国以来，北大接受的第一笔地产捐赠。这已不是新闻，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作为中坤集团董事长最向往的是做一个流浪诗人，浪迹于山野，他说这也许就是北大种在他骨子里的“基因”。
13岁就在《宁夏日报》发表诗歌的黄怒波因为在《人民日报》也多次发表诗歌，1977年被宁夏保送进北大中文系。一进校门，被同学们广泛议论的书，除了《金瓶梅》和《红与黑》，那些中外名著他大多都看过。那时他和留学生住在一起，住在26楼。后来有一年一个冰岛朋友拿出当年的照片给他看，他问那人旁边的帅小伙是谁？别人告诉他，是你啊。让他自己都大吃一惊。
他从小想吃苹果，小时候就喜欢写诗，做梦都想到北京来，梦想一个一个都照进了现实。当同学们都热衷交际舞的时候，他最上心的是和钢院的比赛，身高1.9米的他，跨栏是强项。
从北大毕业后，他进入中央某部，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后果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处长到局长，再从局长到副部长，等等，总之一眼就可以看完。而他选择了另外一条披荆斩棘的道路。这似乎是北大精神在他心里又一次长草。
在谈到北大精神的时候，他表示，21世纪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是思想的竞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是北大人的特质，但北大人常常会说一句“因为我们是北大……”，这个句式背后是北大人的优越感，荣誉感，责任感，也有排他性。黄怒波对于近日有北大教授建议在北大立孔子像并不赞同，他的观点是，北大不能独尊儒学，这与北大精神背道而驰。
在谈到北大的问题时，黄怒波表示，北大人往往在以“治国平天下”为使命的时候容易忽视或是忘记“修身齐家”，学术交流近亲繁殖的现象也让人担忧。“北大都110岁了，我希望北大的学生能从修心开始，勇于自我批判，而学术界的学术交流也更像向外发散，兼容并包，才不枉对‘因为我是北大人……’”。
唐师曾遭受挫折时回北大寻求慰藉
79级国政系。
为了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他细致入微地在博客里撰文纪念自己的北大岁月。“一直到现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饿。”1979年入校，他和各地来的“革命兄弟”在简陋的条件下度过了艰苦而难忘的岁月，也“在北37楼宿舍的棉被里，用饭盆冲洗了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也是在北大图书馆，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闯入了他的生活，变成了他的偶像，他此后的一生都觉得像是卡帕转世的错觉。
从北大到新华社，成为著名的战地记者，唐师曾一直被北大和北大校友的情谊包围着。他曾与北大生物系的潘文石、吕植一起去秦岭拍大熊猫，曾请到季羡林老先生为他的书作序，曾与《民族画报》的摄影记者，北大师兄凌风赴可可西里探险，受到各国使馆的北大师兄弟们的照顾，他曾与同级的海子一同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教书，也目睹了很多学弟学妹脆弱生命的消失：“一位学兄称北大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漠视便会瓦解他的生命”。
“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也影响着他的人格铸成和此后的奋进：“北大独有的教育体制帮我辨认出自己潜在的个性并得以发展，科学让我受益，民主给我希望。每当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会哭丧着驴脸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场，看看和我一样的北大同类。民主、科学、自由、容忍，再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
刘正琛牺牲精神是北大精神的重要体现
数学学院95级本科生，光华管理学院2000级硕士研究生。
“上学期间，我上过很多名师的课和讲座，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老校长马寅初的一次讲座。他当时概括出来的北大精神就是一种牺牲精神，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社会，能勇往直前。我觉得是这样的。尤其是几十年来北大有了些转变，不光只是批评，也会实际地去做一些事情。”
刘正琛说，当他患了白血病，并开始做“阳光计划”之后，他越来越感受到马寅初说的这种“牺牲精神”。
慢慢成长的刘正琛也受到了同样北大出来的父亲影响。“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很多观点很偏激，我爸就说很多时候你不要做一个批评者，如果你不满的话，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看，而不要站在旁边批评，我觉得当时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觉得影响很大。”
2001年，正在备考博士研究生的经济学研究生刘正琛因患白血病，从北大的宿舍搬入了医院，医生断定他只能存活五年，但是他没有在医院等待救助，相反，他着手创办了中国首个民间骨髓库“阳光100”计划，也成立了渐成规模的北大阳光志愿者协会。这个协会从最初的一间办公室，一部电话，发展到现在6名正式职员，一年筹款额上百万，从简单的骨髓库向严重血液病患者提供综合支持服务发展。对于北大的支持，他很是感激：“有哪个学校会允许学生社团招聘全职吗？这个组织已经超过了学校管理的条条框框，对于我们的工作，学校给予了极大的默许和宽容。”他说。
今年3月底，刘正琛作为唯一的志愿者代表赴雅典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圣火交接仪式，5月份，他还会前往安徽再次参加火炬交接仪式。他已成为了中国志愿者的一个代表。在他看来，其实北大一直以来都有着为公共服务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为民族，社会牺牲的精神，而这些精神，和实干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张其星山鹰社调和了北大的精神
山鹰社新一任社长。
“大家都说你来到山鹰社是偶然的，但你留在山鹰社却是必然的。”张其星说。作为北大山鹰社新一任的社长，三年级的张其星和500多名山鹰社的队员一样，有着阳光、开朗、坚强的性情。
刚入校时，在北大三角地的“百团大战”中，他听取了老乡学姐的建议，加入了山鹰社，从此便爱上了这个社团。“山鹰社里的人际关系特别单纯，没有一点利益冲突。因为都是团队协作，比如登山时一绳拴着所有人，大家的命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家都彼此信任。”他也会用很学生的话来形容“感觉好极了”。
另外一点，让那么多成员留在山鹰社的，是社团给他们自身带来的改变。“每次攀岩、登山都是征服自我的一个过程，在山上，条件很恶劣，身体和意志力都受到了考验，就是因为这些锻炼，我们现在面临其他压力时心态都很好，自己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
山鹰社纪律严明，在北大就有点像是自由松散古希腊中的斯巴达，独特而有魅力。张其星认为，山鹰社至少代表了部分的北大精神，或者是前校长陈佳洱所说的“调和了北大的精神”；“我们总说北大的学生有点自由、散漫，但山鹰社却是纪律严明；我们也说北大的学生有点小资情调，但山鹰社成员却常常到很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去体验；进入了山鹰社，学生也不再只是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而是走出了校门第一步。”
从创办以来，山鹰社的队员每年都让好多队员着迷，山鹰社已成为北京大学第一大社。但2002年的山难发生后，山鹰社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次山难有5名学生在珠峰遇难。“当时大家都是越爬越高，不断追求新的高度和新的爬山方式，在这么浮躁的心态下，山难是迟早会发生的。”痛定思痛之后，山鹰社给自己重新定了位，以登山训练为主，让学生在训练中磨练意志。“但是我们的宗旨和核心都没变，否则我也不会加入山鹰社了。”张其星说。
刘璇四年学习慢慢理解了北大精神本质
2001级新闻系。
今年是奥运年，也是北大校庆110周年，既是奥运冠军又是北大校友的刘璇也常常被人问到她所认为的北大精神，但她是这么说她对北大的理解的：“退役入北大学习后，我人生生活的大门才刚刚开始。”
从湖南到北京，21岁前的刘璇一直生活在纪律严明的体操队，那是北大其他学生和普通人难以体会的艰难环境，此前的她整天生活在小小的团队里，不敢面对外界的交流，整天按照指令生活，这使得她的性格也慢慢开始变得被动。
因此刘璇可能更加能体会北大的自由和宽松，尽管一开始，她非常不适应。“一下子进入这么宽松的环境真是无所适从”，最初一年，她不敢面对同学，因为体操明星的身份，同学们可能以为她比较独立，然而实际上，面对都是高考状元的北大同学，刘璇说她心里其实还有一点点的自卑，也无法融入同学的圈子。在学院老师的帮助下，刘璇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她能够主动和同学沟通，性格变得主动起来，毕业那会儿，她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因为要拼命地学习，减少自己和同学之间的差距，刘璇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听课上，因而没有很多时间去听北大那么多的讲座，“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四年的学习，刘璇慢慢地理解了北大如此自由的本质。“因为北大那么的自由，求新，包容性强，这才使得学生能够很快地吸收知识，获取信息，这和固定、逼迫你学习的环境不一样。”
刘璇觉得北大的求学经历令她在思想、性格、视野，与人交往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她说北大是她生活刚开始的原因。
郑晓龙能保持优良传统就不容易了
78级中文系。
“我们拍摄了《渴望》，在公安部表彰大会中被表扬‘由于小偷小摸都去看《渴望了》’，那个时段的犯罪率下降了；我们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广电总局领导来电话说是为出国潮降温了；《金婚》播出后，妇联的领导说是中老年受到感染不轻易离婚了，还有很多老夫老妻去补照结婚照，带动了不少生意。”郑晓龙谈到坚持“民本主义”意外的收获不无得意。
不追风，不做追风筝人，都是郑晓龙这些年秉持的原则，他感谢在北大接受的特殊的教育，不迷信权威，不迷信名人，不迷信成功，但对时代，对生活，有很强的介入感。
至于谈谈北大这些年的变化，他说很少有空能回母校走走看看，和中文系出来的作家聚会的机会就更少了，见的最多的中文系校友是王小平。“因为她是我老婆。”王小平为《刮痧》写过剧本，曾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也是陈建功在北大的同班同学。
对110高寿的北大有什么希望呢？郑晓龙说：“优良传统是不是还保留着呢，能保持住优良传统就很不容易了”。
陈建功在北大没有自负的理由
78级中文系。
时隔多年，陈建功去拜访曾经担任过北大教授的法文翻译大家罗大纲，一进门，罗老师递给他一个被改造了的喷头，老先生让他拿着被堵了的喷头当麦克风，他自己把胶皮管子插进耳朵听陈健功说话，因为助听器已经帮助不了他了，他为自己做了这个简易的助听器。陈建功说，北大教授对待生活保持着一种自然与谦和，这让他受益匪浅。
陈建功认为北大精神至少有四点，独立思考，感时忧国，兼容并包和学无止境。陈建功入校的时候，文革对人们的思想禁锢还很深，北大人那时思想极为活跃，从某种程度讲，引领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独立思考的精神也是北大最宝贵的传统之一。自“五四”以来，北大人的人生理想和家国命运紧密相连，传家宝二是感时忧国。而“兼容并包”是北大众所周知的传统，教授里有穿马褂的也有穿中山装的，学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融入百家自成一家。
而让陈建功感受最深的是北大教授朴素的人格魅力。有一次，他看到操场上有一个老头枯瘦的双手攥着拳头在一抻一抻地跑步，不认识的人都以为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老头，他忽然听到旁边有人小声说，此人正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他顿时被吓了一大跳。他怎么也无法把面前这个衰弱的老头和为《西方美学史》新版序言里大胆纠正翻译错误和执行错误的人联系到一起。
“举重若轻也是大师给我人生很多启发的。”一次，在中文系讲“红楼梦”的吴祖湘找他去，那时他已经小有名气。起初，他还以为老师找他有什么事呢，结果老师就和他聊天，淡淡地说起自己写作初期的经历，刚开始他提笔写作的时候，把每个字绷得紧紧的，后来才体会文字有时可以跑步，有时也该散步，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陈建功不明白老师为什么突然讲起这些，回去躺在床上琢磨很久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
西川期待北大学者提供无法被简化的思想
81级西语系。
每当媒体在采访北大学者为社会热点号脉开处方的时候，西川脑子里就冒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应该是那些不能被简化的思想。他摇摇头说，就目前而言，北大学者似乎提供了太多被简化的思想给媒体或者大众，这些也需要，但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要复杂得多，更期待北大的学者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无法被简化的思想。
北大带给了西川什么？北大带给了他一个至高点，让他有了对世界之大的感受和想了解这个广阔世界的渴望，刺激了他的思考和阅读。他说：“如果我是读了其他大学，我可能是一个专业人才，但北大把我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我关心一切问题，这对写诗正合适。”
但在他看来，北大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学术界都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北大文科学术界接受的信息很多，但提供给全社会的东西和社会对他的期待还有距离。当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出现的时候，媒体采访北大的学者，他们提供给大家的往往是答案，除此之外，我们还期望他们能提供给大家他们个人的问题和方法，在这方面，北大还很有潜力。“北大不仅应该代表一种品位、一种尺度，北大的学术建设更应该成为中国当下文化创造力的一部分”。
余中先北大人应以天下为己任
78级西语系。
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3比2逆转战胜南朝鲜男排，获得世界杯参赛权，消息传来已是深夜，整个北大校园都沸腾了，有的同学不知道该怎么渲染内心巨大的幸福感，放鞭炮，敲脸盆，还把能砸的东西扔到楼下砸了，什么酒瓶，甚至暖水瓶，后来有人点燃扫帚当火把，冲到校园里游行，喊口号。走在队伍里的余中先也热血沸腾，他突然听到一个77级中文系的同学带头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一呼百应。“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如今北大图书馆东北侧竖立着一块“振兴中华”石碑，记载着那段77级辉煌而激动人心的历史。在余中先看来，这个横幅在当年和清华大学学生提出的“从我做起”，既泾渭分明，又各有千秋，或许能看出两个高校学子共同人生目标中的情感色彩的区别。1978年2月，余中先从杭州市千万考生中脱颖而出考进北大，那时的西语系可了不得，从他们开始，流行听邓丽君，跳交际舞，引领一代青年学生的时髦风尚。最风光的还是买书。回想在北大的岁月，他还记得那时学生食堂里没有桌椅，得用粮票买饭票，还分粗粮和细粮，同学们就在墙根或大树下喝棒子面粥，吃熬白菜，炸酱面。尽管日子艰苦，但人人心中充满希望，玩命苦读。就是从1978年的“五一”开始，海淀新华书店开始出售重版的中外名著，同学们一大早就赶去排队买书，买到的人可牛了，书也被借来借去，精彩部分的书页都被摸得黑黑的。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余中先认为，那个被说了很多遍的“兼容并包”是能代表这个精神的。
雪村北大是中国高校首都
北大德语系肄业。
雪村也是北大的。他的代表作《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无论在北大还是全国都红遍一时。北大德语系肄业后，雪村干过很多杂活，报社实习、拉广告、经理助理、模特大赛组委会成员等等，很多人称他是平民文化、草根精神的代表，雪村认为他即使有，也和北大没有一点关系。“北大学生喜欢我的音乐，那是因为年轻学生都会对新鲜事务探索、接触，并不是说北大就有多少的平民精神，而我在北大也没接受过音乐教育，我的创作和北大教育没有关系。”
雪村说，“就像北京是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一样，北大就是中国高校中的首都。作为综合性大学，它的综合性比其他大学都强。北大出来的人在经济、法律、文艺界的地位很高，在经济基础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很多北大人都活跃在上层建筑文化领域的舞台上。”说到北大近些年的变化，雪村说：北大盖了很多新楼。
朱青生北大精神应由现在的师生承担
北大艺术系教授。
“我认为北大精神，与其说是北大自己的传统，不如说是国家和民族对北大寄予的期望。北大自己是不是能够秉承这个精神，这很难说，因为在北大里面，所有的人和事都充分地反映了今天这个社会里的所有问题和现状。既有对社会的推进作用，也有相反的延缓作用。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是北大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吗？有些时候给社会起不良作用的人也未必不是来自北大。大学的作用是中性的，它不必定在推进社会前进，也不一定趋向现代化。但是北京大学总体的趋向是为了人间的公正光明而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这点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道德，也是北京大学必须符合和提倡的主导的趋向。正是因为有这种趋向，许多人才选择北大作为一个精神家园。”
在他看来，北大的精神有很多种，包括了为国家为民族奔走呼号，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北大毕竟是一个大学，如果我们忘记了它作为大学的本质，来强调它的其他方面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因为受过国家和民族的寄予，在大学里受过教育的人今后可能会从事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领导活动，但作为大学本身，还是要以学术为本，“这方面一定要有科学的指导，以学术为主业，把教学和科研放到第一位，要有理性精神，扎扎实实地把每个学科向前推进，才能构成横而不流的大学本色，因为这种本色随时都会被极力邀宠的文痞习气所玷污。因为科学的本质只有一条，不因为政治的权势和经济的利害而改变是非判断。”
他说，因为国家和民族的寄予，北京大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能低估，但至于这一寄托是否要由现有的教师和学生来承担？朱青生说虽然这应该说是他们的责任，但也不能对他们寄望过高，“他们也许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来承担这么高的寄予。但在北大里面工作的人们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我作为一名教师就应该尽心尽力地去劳动。”
对于北大近十年的变化，朱青生觉得，在如何探索教育改革方面，北大发生了最大的变化。“现在的北大更强调加强基础，尊重选择，强调学生选择的自由，而不是更多地给予专业和职业教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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