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青少年与“五四”

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青少年与“五四”

“五四”除了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很大程度成了20世纪中国人更新传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象征。每代人在纪念“五四”、诠释“五四”时，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自己时代的课题和答案……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
——陈平原，《走出“五四”》，1993年5月6日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导言

领略“五四”青春向上的精神
采访/刘杨赵婕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文学课堂》、《文学史的视野》、《高等语文》、《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等。近年，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中学语文教育以及大学通识教育，并主持教育部“中国语文课程网”（http://chinese.cersp.com/）。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启迪》：去百度网站搜索“五四运动”四个字，可以得到112万条相关网页信息，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又是建国60周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是什么？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温儒敏：中国从古到今几千年如果要分两大段，那么就一定以“五四”为分水岭，之前是古代社会，之后转向现代。我们常常都在用“现代化”这个词，“化”的源头就是“五四”。“五四”最大的功劳是让中国人醒了过来，重新打量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抛弃了阿Q式夜郎自大的心理，头一次知道落后了，再不努力改革，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五四”涌现出一批勇敢而有志向的先驱者，很了不起，他们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他们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整个中国的文化、道德、政治、文学等诸多方面转型，都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五四”传统的影响已经弥漫今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学校教育方式，使用的现代汉语（白话），有病到医院看医生，以及科学、民主、人权观念，甚至自由恋爱，等等，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用着“五四”的成果呢。只不过人人习以为常，大家可能不太觉察到这一切都和“五四”有关罢了。
《启迪》：您所理解的“五四精神”是什么？在90年后的今天，“五四精神”又该“立意”在何种“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上？
温儒敏：“五四精神”最主要的是科学、民主，那时请进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促进了思想大解放，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大发展。之后由于政治等复杂原因，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并没有始终受到尊重，甚至有时还遭怠慢了。现在我们很多社会问题有待解决，包括制度革新、科学发展、重视民生、提升公民素质，等等，其实都还是要请教两位“先生”的。纪念“五四”，要重新强调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张扬民主、科学的精神。
《启迪》：今天的一些青少年觉得“五四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离自己的生活遥远，“五四”在您个人的成长史上产生过什么影响？
温儒敏：刚才说了，“五四”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五四”其实离我们很近，可以说息息相关。在我的少年时期，是很向往“五四”先驱者那种使命感与大气度的。我们那一代较多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想到如果能为国家民族做点贡献，自己的一生就会很充实，不是虚度年华。那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会感觉热情澎湃。现在看来是有点理想主义，但因为有理想，我们在那个物质贫困的年代也过得很快乐。
《启迪》：您是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请您谈谈中学生应当如何对待“五四精神”？只是了解课本上的那一段简单的介绍，还缺失了什么？
温儒敏：我看到现在有些孩子太功利，又太老成，好像缺少一点儿青春气息，也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吧。过早功利化、商业化、世俗化的教育对中学生很不好，那些泛滥成灾的粗鄙文化、搞笑文化，在影响着青少年人格的健康成长。我很为此担忧。“五四”那种理想、朝气与活力，能否再给我们一些召唤呢？现在中学生的确负担重，太受约束，主要是应试教育的约束，可是如果一门心思就是为了考试，就是为了今后找个多赚钱的工作，虽然很现实，但那会把我们的个性与创造力扼杀的。所以我建议要在考试与个性发展这两者之间做点儿平衡。完全丢开应试的现实要求是不可能的，但总还会有点儿空间发展自我，容纳一点儿理想。老师和家长也应当给同学们多创造一些自由的空间。我们在努力应对高考的同时，还是要发现自我，发展自我，看将来能为国家社会做点什么贡献。大家可以读读《鲁迅传》、《胡适传》，以及其他“五四”先驱们的传记，多领略“五四”那种青春向上的精神，多想想日后的“志业”而不止于“职业”，这对自己人格形成肯定会有好处。

人生路上，不断与“五四”对话
文/陈平原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大学十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当代中国人文观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当年游侠人》等著作三十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小时候，家中书桌上放置着鲁迅的石膏像，父亲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有一次，我在玩耍时不小心碰倒了它，石膏像的肩膀上缺了一小块，我赶忙用胶水将它粘好。后来，即使文革中屡遭折腾，它仍然安好无恙。“五四新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我父亲那一辈人，也影响着我。
十年文革，“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家中藏书颇多，且新文学占主流，让我得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阅读、欣赏、接受鲁迅与新文化，也奠定了我的知识结构。
1978年春天，我进入大学，“五四新青年”成为了我们那一代学生的摹仿对象。我们大谈新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
1982年春天，我开始念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白话文运动》，针对时人多从反封建等思想革命立论，从“文学形式的革命”入手，探讨“五四新文化”的意义，当时我在结尾写道：“这种文学形式的革命，距离拉得越开，考察的范围越广，年代越长，它的历史功绩就越明显。”
此后，我便开始不断地与“五四新文化”对话……

走出“五四”
1993年，在北大中文系“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题为《走出“五四”》的演讲，大意是说，“五四”所建立的学术范式，虽曾发挥很大作用，也产生若干流弊。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遗忘五四”，理由是：
“五四”那代人迫于时势，采取激进的反传统姿态，现在看来流弊不小。今日反省“五四新文化”（包括学术范式），我想，不该再采取同样的策略——尽管那样做更有“轰动效应”，也更能引起传媒的关注。除了学理以外，我只提“走出”，而不敢轻言“决裂”、“超越”或“扬弃”，固然包含我对“五四”那代人的尊重与理解，更重要的是，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实在没有口出狂言的勇气。这一点，与我选择学术史研究作为“走出‘五四’”的桥梁，大有关系。
基于“希望超越‘五四’者，必须先理解‘五四’”这一预设，我旧事重提，开始以平常心直面那早已被神话化了的“五四”。

重走“五四”路
1999年陈夏主编《触摸历史：历史人物与现代中国》，此书“总说”即《五月四日那一天》，后才独立成文。此书的撰稿人，除作为主编的我和夏晓虹外，还有王枫、郑勇、苏生文、赵爽、杨早、颜浩等年轻朋友。该书“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颇能显示其撰述特色：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带领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若干研究生，沿着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用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从沙滩红楼一直走到因被学生“火烧”而名扬天下的赵家楼。一路上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不时以历史照片比照或补充当下景象，让思绪回到80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春夏之交。此举说不上有何深刻寓意，只是希望借此触摸那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历史。
没想到，如此低调的叙述，还是招来一阵上纲上线的批判。好在时代变了，人没被一棍子打死，书反而在南方获奖。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此书出版后，“触摸”一词竟不胫而走。或许，这得益于其“兼及文史”的风格。此文同时在海峡两岸登场——以《五月四日那一天》为题，刊于《北京文学》1999年5期；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为题，收入《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6月）。至于第四节，原是独立的文章，题为《鲜活的“五四”》，初刊香港《纯文学》复刊第12期（1999年4月），后才整合进去的。
重走“五四”路时，北京电视台当时还进行了跟踪拍摄，并在电视上播出。
2003年，台湾二鱼文化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有个副题，就叫“一场游行、一份杂志、一本诗集”，不用说，所收三文，当为此书的第一、二、五章。我在台湾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自序中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潜心思索的对象，也是自我反省的镜子。问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曲折，‘五四’始终是我的‘最佳对话者’——其具体思路及举措，不无可议处；但作为整体的生气淋漓与丰富多彩，至今仍让我歆羡追慕不已。”

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见精神
我在2005年北大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书中导言写道——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众说纷纭的话题，确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

“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此前80年，“纪念五四”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但也不无“走过场”的时候。近年风气陡变，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社会乃至学界对“五四”有很多批评，对此，我们需要做出回应：并非主张“坚决捍卫”，而是希望站在新时代的立场，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2009年恰逢“五四运动”90周年，4月23日，北大中文系会召开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届时会有海内外学者近百人参加。
我们是否能有更为坦荡的胸襟、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深刻的反省以及更为精彩的言说？今日谈“五四”，也是别有幽怀。为自己、为社会；为学术，也为思想。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唯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编辑/刘杨乃清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
文/钱理群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文学理论家，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现代文学三十年》、《闲话鲁迅》、《人间鲁迅》、《致青年朋友》、《我的精神自传》、《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等。


鲁迅的自由观
鲁迅的个体生命自由观，是包含着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的情怀的。他所讲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马行空”。这四个字是他的思想艺术的精髓，他的自由是天马行空的自由，是独立的，不依他、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我们说的鲁迅“立人”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个体生命自由观上的，它的核心，就是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因而反对一切形态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奴役。“自由”是鲁迅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鲁迅思想的独立性与主体性
鲁迅摆脱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固有的“中华中心主义”，大胆吸取西方新文化，同时也拒绝赋予西方文化以至高、至上性与绝对普适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这是他能够在思想发展的起点上，就对“科学”、“民主”、“平等”等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提出质疑的最重要原因。他的“拿来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以“新主人”的姿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自己来拿”，自己做主。而取舍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利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健全发展。

鲁迅对年轻一代
鲁迅明确地说过：“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并且鲁迅具体地提出了三条原则：他认为，父亲对儿子，年长者对年幼者，第一要“理解”，承认孩子既不是“成人的预备”，也不是“缩小的成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第二要“指导”，但只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第三是“解放”，“应该尽教育的义务，教给他们自立的能力”，“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因此为自己，也为中国的首先觉醒的人，提出一个历史使命：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摘自《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年高考作文题（浙江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某省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总体达标率仅为7.5%，与该省的经济发展颇不相称。该调查认为：人文素养反映了一个人的基本修养与品质，体现了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缺乏人文素养，失落人文精神，必然会制约个人乃至社会、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建设物质家园的同时，应高度重视精神家园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