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读书笔记）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
1919年5月4日，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宴款待刚刚回国的章宗祥，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之际，“五。四”运动爆发了。
l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的3000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一面大白旗上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学生在广场散发油印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宣言指出，人们所企望的公理战胜强权已经破灭。宣言大声疾呼：“背公理而逞强权，非正义、非公理。亡青岛，是亡山东。山东亡，是中国亡。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帝国主义者强暴欺凌我们，压迫我们，奴隶我们，牛马我们，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吗。在此国家存亡，土地割裂，民族危机严重时刻，广大民众应该下最大的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不然就是世纪之贱种。我同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拯救中华，今日最最重要的是要开国民大会，通电全国，演讲宣传。”宣言最后警告所有卖国贼和内奸：如果你们甘心卖国，肆意通奸，则最后以手枪炸弹对付之。
消息立即报告到宴会中的徐世昌那里，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后，陆宗舆先行离去，2时半左右，曹汝霖偕章宗祥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警厅派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决定到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先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表示欢迎。
到西口时，美国兵营的军官让学生从美兵营和美使馆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学生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
当天，美国公使芮恩施到门头沟旅行，学生们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四人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一份说帖称：“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后来，在北大就读的罗家伦等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
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入内。
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三千学生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变得懊恼而愤怒。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又都出任过驻日公使。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
学生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去。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同学不要激动，不要去。但喧嚣愤怒的浪声，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于是他便自举大旗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
游行大队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学生们高喊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传单主要是两份宣言，一份是文言的，一份是白话的。前者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起草，后者则是到公使馆送“说帖”的学生代表罗家伦起草的。大约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曹汝霖住宅。
曹宅位于赵家楼胡同，但其建筑并非楼房。根据曹汝霖本人的回忆，当时曹宅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中式房屋(包括大门及门房)，东院则是一排西式平房，曹住东院。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总统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席间，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但曹、章二人并未重视这一劝告。
下午3时许，曹、章回到赵家楼曹宅，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来了。
4点半左右，愤怒的学生到达曹宅，大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廊下，由一婢一僮服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
学生要冲进曹宅，可大门已关。这时，有学生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曹宅。然后陆续有学生进去，并从里面把大门打开。此后，大群学生涌进曹宅。
打进曹宅后，学生满以为曹、章等人正在客厅开会，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激动的学生便把客厅、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捣毁在地。接着，学生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就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学生便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何处。曹妻答，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归。学生便把所有镜框家具完全打碎，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
随后他们又走到曹汝霖父亲的房里，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取出匣子摔了满地。曹父说，这都是人家送的，舍不得用，就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但学生们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曹汝霖仓促间躲进一个小屋，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仆人引导下躲进地下锅炉房。混乱中，学生没有发现曹汝霖藏身的箱子间，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抓了学生，曹才从里面出来。
其间，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匡的这一举动被北大学生段锡朋发现，段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段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因此，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为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当时，除了段锡朋以外，还有一些同学，特别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为，对此颇有非议。
章宗祥等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身着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围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中江丑吉和曹家的佣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群众中有人又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又去杂货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继续打。
此前，一些学生刚看过章宗祥的照片。北京高师5月3日晚开过一个会，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戒曾经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经给打死了”，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纷纷散去。此后，军警前来捉人，32个学生被押去警察厅。
章宗祥被警察送进同仁医院，此后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学生们担心，这一次有放火殴伤等重大情节，政府又抓了学生，如果用学生抵命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北大有一位叫郭钦光的同学，刚巧死了。郭原本有肺病，在5月4日那一天，可能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去世。学生怕章宗祥同他们打官司，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大家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仆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成了“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
“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罗家伦事后撰文如是说。
迫于压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该校全体学生，在北大红楼前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情景更为热烈。学生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他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
五四时期的只言片语
1、梁漱溟在报上发表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
2、当时非常活跃的学生代表罗家伦，此后迅速进入反思，内心中不无矛盾和冲突：“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一年后，1920年5月，在胡适的安排下，罗家伦与段锡朋等人一起赴美留学。
3、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则更加迅速地与“五四”绝缘了。5月4日那天，大家本来要推选他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但傅斯年对暴力行动有些疑虑和不满，在随后的辩论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陶姓学生打了他一拳，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再发生关系了。
4、当时的五四运动，不像现在这样天下闻名。就像蒋梦麟叙述的一般，五四那一天的后果：“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黑暗政府遇到此类事情，一般隐瞒尚来不及，哪里会大肆宣扬。学生们倒是会口传耳播，但是范围毕竟有限。让五四运动闻名天下的是蔡元培，这使北大与五四的渊源，更近了一步。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一时成众矢之的，过去不满于蔡元培的旧文人趁机出来活动，当时盛传，教育当局马其昶为北京大学校长。于是，蔡元培留下一纸书信，离北大而去。书信甚为有名，其文曰：“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五月九日上午，蔡元培留笺经北大油印传遍学界。学界为之大忙，经讨论先由北大全体学生出面挽留，如无效，则各校同盟罢课以作后援。经此一事，五四运动遂得天下闻名。
5、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刚从城外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去天安们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吧！”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边，匆匆起草，15分钟写成《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罗家伦回忆此事时说：“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宣言写成，立即交北大教员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原计划印五万份，结果到下午一点才印了两万份，马上去街头散发。
这份宣言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它言辞铮铮：“现在日本在万园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的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们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6、据胡适回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是罗家伦最早提出来的（胡适《纪念“五四”》，他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第23期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五四运动的新神》。
7、1919年5月4日，北大、高师等学校3000余人冲往赵家楼曹汝霖家，兴师问罪。高师学生匡互生和余慎初当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匡见到院内有军警守卫，便凭着满腔热忱，居然说服军警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拖出来一个像是主人的人，大打出手，事后方知此人是章宗祥。余慎初先生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匡互生，游行队伍闹一阵子后很可能就各自返校，“五四”运动也许就会改期了”.
8、“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你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也虽剪，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
9、杜威来中国访问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6月20日，他在写给她女儿的信中说；“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10、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居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也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
11、直系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有原”。
12、“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两千子弟，助我革命”。
13、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