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岳南著）一书内容简介中说：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
陈寅恪曾先后留洋16载，通晓20余种文字，学成归国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被称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傅斯年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7年，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陈寅恪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广泛流传，被学人所称颂。下面是从该书中引介的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故事：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宋子文被任命为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奉命组阁。宋子文便邀请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在美国考察教育的蒋梦麟做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同意就任的消息传到昆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气愤地说：“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郑并把此意特地向蒋的妻子做了陈述，让其转告其夫不要置名节荣辱于不顾，关键时刻还需以北大前途与自己的名节为重。后傅斯年受北大同人共举以公私两谊向蒋梦麟进言，依然回天乏力。
国民政府于当年8月免去蒋梦麟校长之职，经蒋介石授意，欲任命傅斯年为北大校长。傅则推举胡适主持北大事务。最终，蒋氏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胡适尚在美国，归国之前，任命傅斯年为北大代理校长。
日本投降后，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和郑天挺返回北平，接受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作准备。二人抵达北平后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伪北大教员问题”。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与学生根据政府指令仓皇南下，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又成立了一个伪“北京大学”，招生开课。“伪北大教员”就是那些未随校南迁，仍留在北平为伪北京大学和以后南京汪伪政府效力的人。
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都要屎壳郎搬家----滚蛋。
11月28日，傅斯年于《大公报》再度发表公开声明,斩钉截铁的提出“北大将来复校时，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员……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现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期间所指伪北大教员，就包括曾于1945年12月6日因汉奸罪被捕入狱的周作人。
后来有记者问傅斯年对汉奸如何惩办，傅斯年用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1950年傅斯年无声的倒闭于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下面是傅斯年1949年离开大陆前反复吟诵的宋代名将辛弃疾《别茂嘉十二弟》：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身处困厄绝境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的妻子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陈寅恪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等眼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