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神话

似乎跟“五四”相关的话题一说起来就有点刹不住。说说北大吧。——为什么要说北大呢？因为现在“说”出来的北大多少都有些夸大。知识界蛮多傻逼一谈起五四那个时代的北京大学就亢奋得跟小猫闹春似的，把北大标榜成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象征……我感觉这多半都是有意无意编造出来的神话，其实呢，没那么神。

你去看看书就知道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得数蔡元培的书。他是北大第一任校长。这职位原来是要严复做的，严复嫌太麻烦，没做，结果就成了蔡元培的（据说是孙中山希望他做，所以就做了）。蔡元培这人有留学德国的背景，懂教育。这很不容易。现在的大学校长，真正懂教育而且把这当作自己办学理想来实践的，大概没几个。蔡元培不一样，他把研究纯粹问题这件事看得很重，而对简单的实用能力看得较轻。这就占住了教育的制高点了。蔡元培把新派、旧派的人都延揽进北大，恐怕主要跟这个有关，跟什么宽容不宽容反倒没多大关系。所以后来动辄说蔡元培如何如何学术宽容的人，基本属于起哄分子，并没有真正的见地。——这并不是说蔡元培就不宽容。他自己是谈过对学术要宽容的话的。宽不宽容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关键是宽容的目的是什么，这才是要紧处。

蔡元培这人有时候也是挺没眼光的。比如说一战结束后，协约国打赢了，他觉得人道的力量占了上风，似乎世界很快就要大同，所以他断定，战前的教育主要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将偏于世界主义。那阵子他四处鼓吹世界主义，觉得自己先进得不行。这其实是有点神经的。——以当时中国那样一个状况，谈世界主义实在是过于奢侈的一件事。结果，没多久五四运动就发生了，算是狠狠抽了蔡元培一嘴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为1919年五六月份发生的那场五四运动实实在在就是一场爱国运动，本质上是国家主义的，不是世界主义。这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文章中都是这么认识的。近来冰心辞世十年祭，舒乙写文章披露说，冰心晚年曾经对将五四运动说成是一场爱国运动有些不同看法。很多人拿这来起哄，基本上也就是往民主为本、爱国其次那方面引申。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五四既是一个事件又是一种象征，从象征的角度去说事儿，可以无限发挥。

五四运动中，学生们做了一些过火的行为，蔡元培压力很大。结果就闹了一场辞职风波。这不是他第一次闹辞职，但却是动静最大的一次。从《蔡元培全集》的记述看，自“杀君马者道旁儿”到“回任演说”，风波闹了四个多月。这期间的一些文字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这篇，就有不少信息说明北大当时的实际情况。我索性还是抄一抄吧：

我决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

——这就是蔡元培自己描述的“五四”时期的那个北大，你看看，跟现在这个衙门化、行政化的北大有太大的区别吗？我是看不出来。可见，那时候的北大并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圣洁。所谓北大当时的自由、独立风气，并不是北大制造出来的，而是那个时代的整个统治并不牢固而客观造成的。这种不牢固，我想，言论控制较松弛是主要原因，跟北大没有多大关系。比如说《新青年》，那不是北大的刊物，理论上说，它原本是陈独秀自己个人的刊物。陈独秀这人没学历没文凭，蔡元培大概是看中了这刊物的影响力，才把陈独秀拉到北大做文科学长的。《每周评论》也是个同仁刊物。——是这种自由刊物铸造了那时代的思想风气，而不是北大培养了这种风气。

当然，北大聚集了这样一群时代思想发言人，而这群人又多参与学生社团活动，对学生有所影响。这么说倒比较客观。但你不能反过来说：那时代的风气是北大打造出来的。——这就太像一个神话了，怎么看怎么假。